诸如祭敖包、祭山神等等，形成一种‘佛教为体，萨满为用’的混合形态。

总结起来，乌斯藏的佛教是主人的身份，它本身就是政治权力的核心；而蒙古的佛教是贵客和顾问的身份，它被世俗权力请来为其服务。

其次，大明开国时太祖就认为宗教必须服务于皇权和国家统治，绝不能凌驾于其上，所以就设立了僧录司和道录司，用来管理和监督僧道的行为。

僧官们由出家人担任，但其任命和管理权在朝廷礼部，他们的身份首先是朝廷的官员，其次才是宗教人士。

政主教从的根本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打破，所以，大明两百多年来，从未有僧道能影响朝政的事情出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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